上周，日本政府正式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，原则上允许对外出口“杀伤性武器”。共同社直言，这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。
同一天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“内阁总理大臣”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这两大动作实际是一套“组合拳”，日本右翼势力正试图将历史修正主义与再军事化深度绑定，形成一个危险的闭环。
日本政客公然“拜鬼”
引发国际舆论强烈不满
4月21日，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举行为期三天的春季例行大祭。
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“内阁总理大臣”的名义，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“真榊”的祭品。
日本历史学者 森正孝：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。
靖国神社里供奉着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、侵华阴谋家土肥原贤二、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、镇压朝鲜人民抗日运动的罪魁小矶国昭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。
日本历史学者 森正孝：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，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。
4月22日上午11时左右，一名60多岁的男子在靖国神社的“神门”附近试图悬挂横幅，被东京警视厅逮捕，横幅上用日语写着“停止参拜供奉战争罪犯的靖国神社”。
据报道，该男子姓朴，是韩国公民，4月20日进入日本。在审讯中，他表示“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”。
也是在事发当天上午，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参拜了靖国神社。这是自去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，首次有日本内阁成员“拜鬼”。
同日，还有126名国会议员集体“拜鬼”。他们来自跨党派议员组织“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”，参拜规模超过往年。
高市早苗则在当天又以“自民党总裁”身份，通过自民党总务会长有村治子向靖国神社供奉“玉串料”。
我带着总裁的玉串料进行了参拜，她肯定怀着有朝一日前来参拜的想法。
——自民党总务会长 有村治子
日本政客们的“拜鬼”行为引发国际舆论强烈不满。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郭嘉昆：中方坚决反对、严厉谴责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，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、强烈抗议。
韩国政府敦促日方高层正视历史，以实际行动展现对侵略历史的谦卑忏悔和真诚反思。
——韩国外交部
日本右翼现将政治挑衅与历史冒犯转为“低烈度化”
2013年12月26日，高市早苗的政治恩师、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，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不满，韩国政府谴责安倍此举“令人厌恶”。
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发表声明称：对日本政府加剧与邻国紧张关系的行为感到失望。
当时正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也因此雪上加霜，当年中日贸易总额同比下降了5.1%，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此后延续数年。
自那以后，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首相再也没有公然参拜过靖国神社。
然而，据日本媒体《Post Seven》报道，在高市早苗担任内阁大臣期间，几乎从未缺席过靖国神社的所谓“春秋大祭”以及8月15日的参拜，公然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。
分析人士指出，如今当上首相的高市选择“供奉而不亲拜”，并非是她的历史观变了，而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已经学会了如何把政治挑衅和历史冒犯“低烈度化”，在迎合国内保守势力的同时，试图避免将事态升级到2013年引发外交风波的程度。
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教授 沃伊切赫·诺维亚克：日本当前这些举动，让曾遭受其侵略的国家感到不受尊重。这不仅仅涉及中国，也包括朝韩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。
突破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
日政府遭痛批：绝对是违宪
4月21日，靖国神社举行春季大祭当天，也是高市内阁执政半年的节点。
在当天的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，日本政府修改了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及其运用指南。
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木原稔：必须进一步促进国防装备转让，并加强盟友和志同道合伙伴的威慑与应对能力。
此次修改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取消了有关防卫装备出口的“5类标准”。救援、运输、警戒、监视、扫雷，此前只有符合这“5类标准”的防卫装备才被允许出口，像坦克、导弹、战斗机、护卫舰等具备杀伤力的成品装备则不被允许出口，也可以理解为：日本只能卖“盾”不能卖“矛”。
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，将装备分为“武器”与“非武器”两类。
护卫舰、导弹等“武器类”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《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》的国家；防弹衣、警戒管制雷达等“非武器类”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。
这意味着日本现在可以向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、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。
舆论普遍认为，这标志着日本防卫已经完成了从“专守防卫”向“可输出战争”的根本性转变。
日本抗议民众：这就是严重的违宪、绝对是违宪，太不正常了。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被允许？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？我完全无法理解。
《东京新闻》指出，此次政府修改原则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出口，没有经过国会充分审议、也缺乏全民讨论。
日政府“切香肠”式推进武器出口时间线一览
但观察历史会发现，几十年来，日本政府一直是以具有隐蔽性的“切香肠”方式推进武器出口。
1967年，日本政府提出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。
1976年，三木武夫内阁对该原则作出增补，实际上全面禁止了日本的武器出口。但不久后，相关原则开始松动。
1983年，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。
2011年，野田佳彦内阁决定，允许出口与他国联合开发、生产的武器。
2014年，安倍晋三内阁通过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，取代“武器出口三原则”，标志着日本对武器出口从“原则上禁止”转向“原则上允许”，但仍以“5类标准”作为限制。
《华尔街日报》直言，本周日本政府修改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，废除“5类标准”，是朝着摆脱和平主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。
被指“堵上国运”
高市早苗修改“和平宪法”之心“不死”
高市早苗被曝欲响应特朗普护航要求而遭下属“大声质问”
4月21日，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会议上，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质询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。
日本社民党党首 福岛瑞穗：大臣，请回答我的问题。如果日本向美国出口杀伤性武器，而美国将这些武器用于对伊朗的武力攻击。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吗？
日本防卫大臣 小泉进次郎：我们未设想接收国在未征得日本事先同意的情况下，对转移的防卫装备进行目的外使用的情况。
福岛瑞穗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。
据日本《选择》杂志爆料，今年3月日美领导人会晤前夕，高市早苗原本打算响应特朗普的护航要求，在赴美前承诺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。
内阁官房特别顾问今井尚哉在得知此事后直接闯入高市的办公室，大声质问：“你到底在想什么！你清楚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吗！”
最终，高市放弃了这一想法。
由于受到“和平宪法”严格限制，向海外派自卫队在日本是一个极为敏感和重大的议题，被视为关乎日本国运。
4月上旬，高市在自民党大会上关于修改“和平宪法”的言论，则可谓赌上了国运。
日本首相 高市早苗：自民党成立至今已有70年，时机已到。我希望在明年的自民党大会上，我们能够拥有清晰的修宪路线。
在分析人士看来，此次高市政府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就是在挑战“和平宪法”，最终目标是让日本成为所谓“正常国家”。
日本历史学者 森正孝：在我看来，这也与修改日本国宪法，尤其是第九条密切相关。通过修改第九条，将“自卫军”或“国防军”写入其中，使日本从一个“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”，进一步变成一个“实际进行战争的国家”。此次废除（装备出口）“5类标准”，正是推动这种转变的重要一步。我不得不认为，这实际上也在通向“实质性修宪”。
借日澳“共同开发”之名 日本事实出口护卫舰
4月18日，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，两国将基于三菱重工制造的升级版“最上”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。
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理查德·马尔斯：今天我们宣布，已签署合同。（日本）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升级版“最上”级护卫舰，作为我们新的通用护卫舰。
虽然号称是两国“合作”项目，但实际上，澳大利亚方面只是提出一些需求，在研发上参与不多。明眼人都能看出，日本政府是以“共同开发”为名，绕开“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”，事实上构成护卫舰的出口。
而在4月21日，日本政府废除“5类标准”，则为类似的杀伤性武器出口打开了更大的方便之门。
日本民众 泷泽：肯定有人因为修改规则而从中获利，这将使武器装备更多地在日本生产。
《纽约时报》称，这将使日本企业能够向菲律宾提供先进护卫舰，或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潜艇。
日本《经济新闻》认为，防空导弹和无人机等装备也将成为出口对象。
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 安德烈·科尔图诺夫：我认为，日本首先将向美国直接供应某些军事装备的部件，甚至可能是导弹技术。考虑到美国正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一场非常昂贵的军事行动，松绑武器出口限制，可以被视为向美国靠拢的一步。
日本地缘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小木洋人警告，由于军工产业今后能够以出口海外为目的进行研发，这可能使日本的武器装备更易强调“进攻性”。
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 孙崎享：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，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。军工产业发展起来之后，它们就会逐渐拥有政治话语权。因此，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，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。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。
分析人士担忧，随着军工企业与右翼政客勾结愈加紧密，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蔓延态势将进一步动摇战后日本的和平根基。
高市政府构建新情报体系
“日本版CIA”出炉
4月23日下午，日本众议院对设立“国家情报局”相关法案进行表决。
日本众议院议长 森英介：赞成通过该法案的请起立。起立者占多数，本案已按照委员会报告内容获得通过。
日本共同社称，由于投赞成票的党团在参议院人数也超过半数，该法案预计会在本届国会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。
现场，高市早苗面露笑意。
根据法案内容，高市政府拟构建以“国家情报会议”为核心、“国家情报局”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，负责统筹安全保障、反恐等领域的“重要情报活动”，以及涉及外国间谍的“对外情报活动”。
据日本媒体报道，作为情报体系大脑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将由首相担任主席，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、外务大臣、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。
负责具体执行的“国家情报局”则被日本舆论称为“日本版CIA”。
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或在日本重现？
这是二战后，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。有人惊呼，臭名昭著的“特高课”又要重现吗？
“特高课”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，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、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。
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“特别高等课”，后升格为“特别高等警察部”，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“特高课”。
二战前和战争期间，“特高课”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，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，确保民众对军国主义政策无法说“不”。
1928年，日本政府以违反《治安维持法》为由，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、工会领袖等，史称“三·一五事件”。这一事件中，“特高课”大肆参与抓捕和刑讯逼供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是“特高课”的特务头子，被称作“东方女魔”的川岛芳子也是“特高课”间谍。
如今，高市政府企图重建情报体系，引发民众和在野党的深切担忧。
日本众议院议员 盐川铁也：该法案拟设统筹间谍活动的中枢、国家情报会议，使首相官邸的意向能够更加直接地传达给警方、自卫队等各情报机构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这与打造“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”方向是一致的。
日本社民党机关报《社会新报》指出，“情报”这一概念本身就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。旧日本军队曾将其表达为“谍报”，即秘密收集、分析敌国信息的活动，在军事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。
日本自卫队升级情报能力 被指欲充当美军“太空哨兵”
而早在高市政府动手构建新情报体系前，日本自卫队已经提前开始了情报能力的升级。
3月25日，日本海上自卫队组建“情报作战集团”，成员约3200人。
3月29日，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“情报作战队”，直接隶属陆上总队，整合此前分散在陆自各部队的信息分析、舆论监测与情报搜集职能，专职负责信息作战、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。
日本陆上幕僚长 荒井正芳：在陆上自卫队中，此前各部队都是独立地进行情报分析与决策。但作为陆上自卫队整体，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统一处理情报的体制，所以推进了情报作战队的建设。
3月23日，日本航空自卫队下属“宇宙作战群”正式升级并扩编为“宇宙作战团”，主要任务包括太空监视、数据分析、电子干扰等，围绕太空导航系统和通信链路展开制信息权争夺。
分析人士指出，未来，日本可能充当美军在亚太的“太空哨兵”，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，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。
从近现代历史维度看，日本情报能力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军国主义扩张深度绑定。
日本《东京新闻》直言，高市政府当前的一系列举措令人回想起二战前的一段时期。
20世纪30年代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国内媒体施压，至40年代几乎完全掌控日本舆论。日本历史学者前坂俊之认为，日本舆论场当前的论调和发展趋势，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处。在加速右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，日本当局正纠集各层面力量煽动民众情绪，“走上一条危险的老路”。
一边“拜鬼”、一边扩武，在二战结束80多年后，日本右翼势力正以“小步快走”的节奏，在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的危险道路上不断突进。
日本《东京新闻》对此发出警告，一个国家若不能正确对待历史，也难以把握未来，高市正带领日本走进一场危险赌局，也将亚洲拖入安全风险加剧的阴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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